拥有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指导是我们党坚定信仰信念、把握历史主动的根本所在。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指出：“‘第二个结合’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让我们能够在更广阔的文化空间中，充分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宝贵资源，探索面向未来的理论和制度创新。”“第二个结合”重要论述是一个全新的重大理论突破，在深刻把握和理解这一重大创新理论过程中，有一个基本的前提，那就是要深刻领会理解“第二个结合”为什么是又一次思想解放？

“又一次”意味着此前至少有一次思想解放，否则就谈不上“又一次”。实际上，从百年党史来看，“第一个结合”本身就是一次思想解放。大家知道，马克思既不是中国人、也不可能预见到多年以后的这个东方大国是个什么情况，因此在这场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中国共产党的主动选择和“双向奔赴”中，马克思主义能够成为我们立党立国、兴党兴国的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没有辜负中国、中国亦没有辜负马克思主义，关键就在于“第一个结合”。正是通过“第一个结合”解决了普遍性和特殊性的问题，推动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本土化，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三次飞跃，创立了毛泽东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又一次思想解放”还意味着，要思考什么样的内容能称为思想解放，即标准问题。“第一个结合”不是一次性完成的，至少有这么两个标志性的事件：第一个是上世纪四十年代的延安整风，解除了党内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思想枷锁，为全党树立了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优良作风，开启了“第一个结合”的伟大征程，最终创立了毛泽东思想；第二个是1978年的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强调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使人们的思想从教条主义的禁锢下解放出来，冲破了长期以来“左”倾错误思想的牢笼，全党实现了从“两个凡是”到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伟大转折，推动了全社会思想解放，最终形成了邓小平理论，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全新局面。

“第二个结合”具有极为重要的思想解放意义，让人们被束缚的思想豁然开朗。首先，解决了自近代以来的“中西体用”之争。面对亡国灭种的危险，晚清以来的知识分子陷入“中体西用”“西体中用”的困惑中倍感迷茫。“第二个结合”让我们看到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高度契合、双向奔赴的，它们互为体用、互相成就，造就了一个有机统一的新的文化生命体，让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的、让中华优秀文化成为现代的，彼此契合、互相成就。其次，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重现光芒。长期以来，只要一提中华传统文化，往往就和“封建专制”“腐朽没落”等画等号。“第二个结合”让“明体达用”重新回到了主流话语体系，让“体用贯通”成为新的共识，让“九州共贯、六合同风”“天下为公、民为邦本”等优秀传统文化在各个领域重新焕发新的光彩，回到各自应有的位置。第三，为中国式现代化拓展了更为深厚的文化底蕴和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中国式现代化让拥有5000多年发展史的中华文明重现荣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赋予中国式现代化更深厚的文化底蕴、底气和底色。

“第二个结合”不是一蹴而就也不是凭空产生，是和“第一个结合”相伴相生，和党的百年历史如影随形。毛泽东同志本人拥有深厚广博的传统文化学养，对中国历史、中华文化烂熟于心，本人也是用典高手、古典诗词大家，可以说毛泽东进行了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早期实践。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同志也不断推动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断融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两个结合”的提出与丰富进行了充分的铺垫与论证，但是一直都没有提出“第二个结合”。

直到习近平总书记，“第二个结合”才真正破题。它提出于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明确于党的二十大报告，深化于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重要讲话。为了进行这种结合，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亲临中华传统文化现场，对推动优秀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做了许多指示。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考察朱熹园的时候指出的那样：“如果没有中华五千年文明，哪里有什么中国特色？如果不是中国特色，哪有我们今天这么成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只有立足波澜壮阔的中华五千多年文明史，才能真正理解中国道路的历史必然、文化内涵与独特优势。”

当然，结合不是自然就能完成的，需要发扬历史主动精神。新时代的中国共产党人，既不是马克思主义教条者，也不是历史虚无主义者，我们守正不守旧、尊古不复古，勇立时代潮头，牢牢把握历史主动，成就“第二个结合”的全新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