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仲淹的《岳阳楼记》是应好友滕宗谅之邀而写的一篇文章。它的开篇，就道出了写作这篇文章的缘由：“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废具兴。乃重修岳阳楼，增其旧制，刻唐贤今人诗赋于其上。属予作文以记之。”其中的“滕子京谪守巴陵郡”，就是当时轰动朝野的一桩公案。

滕宗谅字子京，与范仲淹是同榜进士，既是范仲淹的好友，也是与范仲淹一同驻守边关、抵御西夏的同僚。范仲淹为环庆路都部署兼庆州（今甘肃庆阳）知州，滕宗谅为泾州（今甘肃泾川）知州。庆历二年（1042年）秋，西夏李元昊兴兵进犯泾原，北宋泾原路副使葛怀敏率军抗击，结果在定川兵败身亡。西夏大军逼近泾州，“诸郡震恐”。此时泾州城中兵微将寡，但滕宗谅沉着应对，他召集数千农民穿上士兵的衣服上城防守，并招募勇敢之士打探敌情，并告知周边州郡做好防守准备。为了安定人心、鼓舞士气，滕宗谅又大设牛酒，犒劳士卒，并对定川之战中的阵亡将士举行隆重的追悼仪式，并优厚抚恤他们的家属。当然，这样做也花费了不少钱，据说共动用了16万贯的公款。此时，范仲淹又亲率环庆路的军队前来支援，西夏军队见势不妙，被迫撤退。

不久，范仲淹被宋仁宗召回朝廷，出任枢密副使，后又任参知政事。范仲淹便推荐滕宗谅接替自己，担任了庆州知州。同时，朝廷委派郑戬出任陕西四路都总管兼经略、安抚、招讨使，驻守泾州，允许其便宜行事。郑戬素以行事果敢、不惧权贵而著称。他到任后，便向朝廷举报滕宗谅挪用公款之事，要求严厉追查；监察御史梁坚也就此事对滕宗谅进行弹劾。宋仁宗得知后，“天威震怒”，立即委派太常博士燕度前往邠州（今陕西彬县）查办此案。燕度又发现了滕宗谅用这笔钱笼络犒赏当地的少数民族头领，以及夹带着馈赠自己的亲朋好友等事实。滕宗谅见势不妙，担心更多的人会因此受到牵连，干脆一把火将账本烧毁。

这样一来，等于是销毁罪证，不打自招，坐实了自己的罪行。燕度也不是一盏省油的灯，他将相关人员抓到邠州监狱，严刑拷问。在欧阳修给朝廷的奏折中，记述了当时的情景：“近来传闻燕度勘鞫滕宗谅事，枝蔓勾追，直使尽邠州诸县枷杻，所行拷掠，皆是无罪之人，囚系满狱。”

朝廷中的一些人借此案大做文章，其实是醉翁之意不在酒，真正的目标是借此打击滕宗谅的同僚及好友范仲淹等人。对此，范仲淹也非常清楚，所以上书一一列举事实，为滕宗谅辩白。在他后来替滕宗谅写的《天章阁待制滕公墓志铭》中，也专门就此事作了说明：“御史梁坚奏劾君用度不节，至本路费库钱十六万缗。及遣中使检察，乃君受署之始，诸部属羌之长千余人皆来谒见，悉遗劳之，其费仅三千缗，盖故事也。”谏官欧阳修更是指责燕度等“无故意外侵陵，乃是轻慢朝廷，舞弄文法。每见前后险薄小人，多为此态，得一刑狱，勘鞫踊跃，以为奇货，务为深刻之事，以邀强干之名，自谓陷人若多，则进身必速，所以广张声势，肆意罗织”。直言燕度是“节外生事”，并说：“朝廷本为台官上言滕宗谅用钱过多，未明虚实，遂差燕度勘鞫，不期如此作事，摇动人心。若不早止绝，则恐（李）元昊因此边上动摇、将臣忧恐解体之际，突出兵马，谁肯为朝廷用命向前？”

宋仁宗正重用范仲淹等，也不想把事情搞得不可收拾，便听从了范仲淹的建议，对滕宗谅从轻发落，仅对他降一级，改任虢州（今河南灵宝）知州。但这一处理遭到了御史台的强烈反对。御史中丞王拱辰说：“赏罚者，朝廷之所以令天下也。此柄一失，则善恶不足以惩劝。今滕宗谅在边，盗用公使钱，不俟具狱，止削一官，皆以谓所坐太轻，未合至公。”并以辞职相要挟：“臣所以不避而固争者，诚恐来者相效，而陛下之法遂废矣。臣明日更不敢入朝，乞赐责降一小郡，以戒妄言。”监察御史里行李京也认为“滕宗谅在庆州所为不法，而朝廷止降一官”，处罚太轻。于是，滕宗谅于庆历四年（1044年）春被贬去岳州（今湖南岳阳）任知州。这便是“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的由来。

滕宗谅到岳州后，决定重修岳阳楼，但又遇到经费不足的问题。他之前就是因为动用公款惹出大祸，所以这一次他没有动用公款。据司马光《涑水记闻》记载，滕宗谅“修岳阳楼，不用省库钱，不敛于民，但榜民间有宿债不肯偿者，献以助官，官为督之”。即由官府帮助百姓追账，将追来的钱用于修建岳阳楼。结果“民负债者争献之，所得近万缗”。然而，他还是过于自负了，将这些钱“置库于厅侧，自掌之，不设主典案籍”。

岳阳楼修建完成后，“极雄丽，所费甚广”，但滕宗谅“自入者亦不鲜矣”。虽然后人对《涑水记闻》中的这一记载表示质疑，认为是对滕宗谅的栽赃陷害。但《涑水记闻》一书是司马光为撰写《资治通鉴后纪》所收集的史料，还是比较严谨的，所以这笔“糊涂账”也是有可能的。好在这不是公款，而且当地百姓对此也“不以为非，皆称其能”，朝廷自然也不会追究。而范仲淹也正好借撰写《岳阳楼记》替滕宗谅翻案，并抒发自己的济世情怀，为后世留下了这流传千古的名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