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举取士考律义

发端于隋朝的科举考试制度是中国古代选官制度之样本，宋代的科举考试尽管以四书五经为主，但律令也被纳入考试内容之一。宋神宗元丰四年规定：“进士试本经、论语、孟子大义，论律之外，加律义一道，省试二道。”也就是说，在科举考试时，参加进士科考的学生除了要测经义之学外，还要考律义一道，在礼部参加省试之时又要加律义二道。

除了科举考试统一测试律义以外，宋代还专设新科明法作为科举考试中的一科。《宋史·选举志》记载：“明法旧试六场，更定试七场，第一、二场试律，第三场试令，第四、五场试小经，第六场试令，第七场试律，仍于试律日杂问疏义。”庆历四年又在明法科的考试内容中增加了“试断案”，答卷符合律义要求才能合格。《宋会要辑稿·选举》称：“罢明经诸科。诏：许曾于熙宁五年以前明经及诸科举人，依法官例试法，为新科明法科。”即废除旧明法科，对那些在宋神宗熙宁五年以前考取明经诸科的举人，应该依法加试律义，此为新科明法。

相对于旧科明法而言，新科明法呈现出新特点：一是在参加考试的主体范围上进行了扩大。旧科明法考试限于各州县明法科的乡贡举人，新科明法将熙宁五年以前的诸科举人都纳入考试主体范围之内；二是在考试内容上，新科明法取消了以往纯理论范畴的经义考试与说理，改为以《宋刑统》为律义学习与实践断案；三是新科明法中举者政治地位的提高。即新科明法考试及第后身份与进士政治身份相同，统一由吏部授予官职。基于其特点，加之新科明法考试内容单一，不考四书五经，便成为很多人谋取仕途的捷径，一时间争相学习试举。

对此，御史刘挚、宰相司马光等人提出异议。刘挚认为：“近制，明法举人试以律令、《刑统》大义及断案，……臣窃以先王之治天下以礼义为本，而刑法所以助之者也，……今新科罢其兼经，专于刑书，则意若止欲得浅陋刻害之人，固涉深险之士已。”即新科明法考试范围限于律、令、《宋刑统》条文及实际断案能力。历代先王治理天下均是以礼义为根本，而以刑法为辅助，现不考四书五经，只考刑法条文，这样的结果似乎是在选取目光狭隘、偏执之人。司马光认为：“至于律令格式，皆当官者所需，何必置明法一科，夫礼之所去，刑之所取，为士者果能知道义，自与法律冥合，……习锻炼文致之事，为士以成刻薄，从政岂有循良？非所以长育人材敦厚风俗也。”说的是，律令格式是历朝为官者所必备常识，不必设置明法科来专门选人，为官者只要通晓礼义，刑罚则无师自通，故无需单独设置明法科。

宋哲宗在听取大臣意见后组织集议，结果是继续新科明法考试，但是新科明法的应试者需要考四书五经，是为“省试分三场，第一场试刑统义五道，第二场试本经义五道，第三场试《论语》《孝经》义各二道。”

司法官任职考刑法

宋代对于那些通过考试选拔、获得做官资格但尚被任命的官员也要进行律义测试，即“出官试”。“出官试”分为两类，一是对有出身的人考试律义、断案，然后授官；二是对低级文官“选人”进行大规模的法律考试，以图选拔通晓律义之才。宋神宗时，要求进士及诸科同出身之人必须通过“出官试”，取得司法资格，才能注官任职。即“自今进士、诸科同出身及授试监薄人，并令试律令、大义或断案，与授官。若累试不中或不能就试，侯三年注官”。

除此之外，还有“吏部铨试”，自宋神宗始，铨试正式成为一项选拔司法官吏的法律考试，“凡守选者，岁以二月、八月试断案二，或律令大义五，或议三道，后增设经义。”

宋代的统治者认识到法官的素质高低与司法公正休戚相关。《棠阴比事》记载：“凡典狱之官，实生民司命，”宋真宗也有“法官之任，人命所悬，太宗常下诏书，诸州司理、司法峻其秩、益其俸”的论述，即百姓的生死性命寄托于法官身上，不容小觑。

各州县选取辅助长官审理案件的“司理参军”及“司法参军”都要慎重挑选，严肃其地位，并给予丰厚薪俸。为此，宋代最高统治者确立了法官选取的基本标准：一是从事司法活动的官员必须是懂四书五经的儒家生员；二是要能够谙法律、晓吏事；三是要通过专业的法律考试。通过此三种考核，不仅遴选到了明理知法的高素质法官，也使得宋代士人的习律之风空前高涨。

此外，宋代针对官员转任也要测试律义，如果官员要转任司法官员，须参加“试刑法”的考试，又称“乞试法律”，宋真宗咸平六年十二月曾下诏：“自今有乞试法律者，依元敕问律义十道外，更试断徒以上公案十道，……如十道全通者，具状奏闻，乞于刑狱要重处任使。六通以上者，亦奏加奖擢，五通以下，更不以闻。”

同时，宋代法律对参与“试刑法”官员的适格背景状况进行了资格规定，熙宁三年三月诏：“京朝官，选人历官二年以上，无赃罪，虽有余犯而情非重害者，许两制、刑法寺主判官、诸路监司同罪举试刑名。”即对诸州司理、司法的任用，必须从通过法律考核的人中任命，即“择明法出身者授之”。

司法官试法断案入考核

宋代司法审判中最为后人称道的一个原则就是依法判决原则，无论是刑事还是民事案件都要依法判决。“依法判决”可从两个方面进行检视：一是“听讼惟凭干照，审结必给断由”，对于诉讼案件特别是民事诉讼案件的办理，要给当事人发放“断由”，即一份记载着官府判决理由的用以结案的法律文书，该文书的主要内容包括判案时适用的律条、案情事实和结案理由等。二是重视法官引律类型的精准性，在《明公书判清明集》中我们经常看到“依律”“依令”“依敕”等的字样，这实际上是展示了不同类型法律的不同适用情形，“依律”一般针对的案件多是一般刑事违法、婚姻、田宅买卖等普通法律行为，“依令”多是指涉及重大违法犯罪的案件，“依敕”则多是指涉及十恶罪名、或案情存疑或全国影响重大的案件，这些案件大多需要皇帝直接干预并最后裁决。

宋太宗曾说：“夫刑法者，理国之准绳，御世之衔勒，重轻无失，则四时之风雨弗迷，出入有差，则兆人之手足何措。”宋真宗认为：“刑狱之官尤需遴选，朕常念四方狱讼，若官非其人，宁无枉滥。”这可视为宋代统治者对各州县司法官员“务知百姓之疾苦，躬亲狱讼，审察冤屈”的要求。为此，在整个北宋时期便有“其知州、通判及幕僚、州县官等，秩满当京，当令于法书内试问，如全不知者，量加殿试”之境况，对于这些司法官任期满到京，不仅对其个人断案进行抽查提问，还要进行一般法律考试，如果不及格，则会受到处分，甚至会导致考核不通过。

上述“三考”法倒逼司法官不断学习政令法制，从而避免被淘汰或被追责的风险。《历代名臣奏议·风俗》记载了宋代士大夫善习法律的盛况，“异时士人未尝知法律也，及陛下以法令进之，而无不言法令。”因为法官素养直接关涉政治清明与否和社会公平正义之实现，所以一向为法治国家所重视。知史以明鉴，察古以知今。可以说，宋代各级官员，特别是司法官尚法、学法与用法之风堪为后世典范，这对于促进当代国家公职人员特别是司法人员依法司法、依法适法提供了历史参照。【本文是2020年度重庆市社会科学规划项目《宋代行政法制研究》（项目编号：2020YBFX33）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西南政法大学行政法学院）